【分享】大江健三郎：燃烧的绿树

大江健三郎要突破西方世界对于日本空灵、轻盈的美学想象，他所表达的“暧昧的日本”，是一个被撕裂的日本：这里有沉重的历史，曾经充满暴力、血腥和非正义。文学创作之外，他也在社会活动中关心人类的命运。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认为，大江健三郎是极少数从正面拥护日本战后民主的人之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真正伟大的作家而言，未完成的手稿中会有重大发现。但以我而论，即便是出版的作品，也都是未完成的。”
据日本NHK电视台2023年3月13日报道，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3月3日因衰老而去世，享年88岁。
1994年，大江健三郎因其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
写作之初，大江健三郎就立志“创造出和已有日本小说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他在文学创作中进行大量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诺奖之后，这位文坛常青树并没有沐浴在荣光中安享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燃烧着创作激情，连续推出多部关注世界焦点、思考人类命运、拷问自我灵魂的皇皇巨著。
作为战后日本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大江健三郎还积极参与各项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社会活动。这是一位极富斗志的作家，而赋予这特殊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他的残疾长子——大江光。在日本交响乐团纪念莫扎特诞生250周年的“安魂曲”演奏会上，大江健三郎曾应邀赠诗一首：“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在晚期的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序章中，大江健三郎曾写下“老人”和他的智障儿“光”的对话。
“距离一百岁还有一段时间。小说也是这样，较之于主题，只要找到新的形式就打算写。”
“也有可能直到最后也发现不了吗？”
“那是可能的吧。”
“即便这样，你说还是要作为小说家生活下去……”
“打算就那样结束自己的生涯。”
“古义人”
“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边缘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
在《无声的呐喊》中，大江健三郎曾提及他的家乡四国岛。1935年1月31日，他诞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一个颇有家学渊源的家庭。大江健三郎的曾外祖父深受儒学影响，尤其是孟子有关民本思想的传承。当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饱读诗书的曾外祖父就为他取了个颇具深意的乳名：“古义人”。
“古义”缘起于日本江户时期的大儒、堀川学派创立者伊藤仁斋的授学所“古义堂”，伊藤仁斋在京都堀川岸边的这座小院里完成了《论语古义》、《孟子古义》及《语孟字义》等代表作。多年后，大江健三郎回忆：“曾外公曾在下游的大藩洲教过学问，他处于汉学者的最基层，好像属于伊藤仁斋的谱系，因为父亲也很珍惜《论语古义》及《孟子古义》等书，我也不由得喜欢上了‘古义’这个词语，此后便有了《奇怪的二人组合》中‘古义人’这么一个与身为作者的我多有重复的人物的名字。”
儿时特别的乳名，日后以“义”、“义兄”和“古义人”等符号不断出现在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信》（1987）、《燃烧的绿树》（1993-1995）和《奇怪的二人组合》系列（2000-2013）等诸多小说作品中。
大江健三郎在四国岛上偏僻的小山村里出生、成长。少时，父亲去世那日，他被村里请去踩高跷，那是种特别高的高跷，踩上去竟能看到家里二楼的窗户。人在高跷上，视野突然开阔，景观突然变样，这使敏感的少年大江突然获得了一种奇异的高度。
大江健三郎读高中时，恰逢日本战后对各类书籍解禁，这极大丰富了他的阅读，尤其是法国人文研究专家渡边一夫《法国文艺复兴断章》中有关自由和宽容精神的论述引发他的思考：这似乎是日本社会所严重缺失的。
1956年，大江健三郎考入东京大学法语系，师从渡边一夫，这也是“一位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专家”。大学就读期间，大江健三郎研修《巨人传》等文艺复兴典籍，欧洲人文主义思想渐渐被植入他的文艺创作观。他后来分享，自己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找到了巴赫金的方法。
“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帮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化的特质。”
1957年，还是大学生的大江健三郎就在《文学界》上发表小说《死者的奢华》，一下引起文坛瞩目，小说讲述了一个怀孕的女大学生，为了赚钱做流产手术，找了份搬运尸体的工作。
大江健三郎坦言，进入都市生活后，他发现自己在文化和地理上已完全切断了和故乡小山村的联系。“那时，我祖母去世了，母亲也日渐衰老。我们村子的传说和民俗正在慢慢消失。我身在东京，想象并试着回忆起那些东西，回忆和创造开始重叠，我开始了小说创作，试着用我所学的法国文学的方法去把它们写下来。”
早期作品中，大江健三郎已不自觉地调动故乡资源，明确地表现出素朴、原始的乡野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峙。23岁时，他以《饲育》摘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小说以战争期间山谷中的村民俘获美国黑人军人为主题，折射出他反对不义战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
文学创作之外，大江健三郎也热心社会活动，2004年曾与加藤周一、奥平康弘等人共同发起“九条会”。该组织由日本9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反对政府修宪（即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提出的“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力图维护和平。
“那些担忧在冲绳部署鱼鹰运输机会引起大事故的人们所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与反核电的市民们大规模呼吁‘不能第二次、第三次用放射线杀害日本人’，这两件事在宪法中都具有充分的根据。我相信，为了将现在以及将来的日本民主主义发展下去，我们向所有国家显示坚决保卫现在拥有的而且一直拥有下去的宪法的最好核心，即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的意志，是最重要的事情。”大江健三郎先生声称，“九条会”所做的一切努力，可谓“始于绝望的希望”，他在演讲中呼吁，“无论如何有必要在现在这个国家二重、三重的危机中，将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的问题，进而作为下一代的问题进行重新把握。”
“暧昧的日本的我”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渴求着炽热的‘期待’感，摸索噩梦残存的意识……这样的摸索总是徒然。握起无力的手指，而后，面对光亮正不情愿地退缩着的意识，承受着浑身骨肉分离之感，且这感觉正变为钝痛……”
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大江健三郎于开篇《在死者的引领下》里描绘了一个遭受折磨的痛苦的灵魂。故事主人公鹰四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受挫后，先是去了美国，又回到自己家乡，在绿林茂密的山谷里，意欲效仿100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暴动”……
“万延元年前十余年，藩主担任寺院和神社的临时执行官，使本藩的经济发生倾斜。此后，本藩向领地城镇人口征收所谓‘万人讲’日钱，向农民征收预付米，接着是‘追加预付米’。?乡土史家在信末引用了一节他收集的资料：‘……人乃万物之灵长，若治政失宜，民穷之时，岂不生变乎！’这革命启蒙主义中有一股力量。”
儿时的大江健三郎常听家中一位阿婆说故事，在老人家绘声绘色的讲述中，他的情感渐渐倾向于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暴动者。从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到晚年《奇怪的二人组合》系列，随处可见关于暴动的描述。从1741至1871年，130年间，大江健三郎故乡一带共发生20场暴动，江户时代后半期两场暴动就发生在他家的小山村里，尤其是有一万多农民参加的“奥福骚动”，后来成了他创作的文学母题，在多部作品中不断幻化和流变。
“《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是我青春时代的作品，缺陷是明显的。但我觉得它是最成功的，连缺陷都是。”
《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大江健三郎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故事以四国的山谷、森林为舞台，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当下与历史、城市与山村、东方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通过描绘处于各种阴影下的对立和焦虑的激烈冲突，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的“森林”……凭借这部作品，32岁的大江健三郎获得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成为该奖最年少的获奖者，纪录保持至今。

1967年《万延元年的Football》出版时，日本政府正忙于纪念明治维新百年，展现其现代化的成就，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展现了100年来日本国家权力对于民众的打压，以及延续到战后的国家暴力机器。
“日本现在仍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59岁那年，大江健三郎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时隔26年日本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迄今尚未出现第三位）。川端康成当年登台领奖时发表致辞《美丽的日本的我》，为向前辈致敬，大江健三郎沿用同样的句式，发表致辞《暧昧的日本的我》，但与那位精致唯美的新感觉派作家不同，他要突破西方世界对于日本空灵、轻盈的美学想象，他所表达的“暧昧的日本”，是一个被撕裂的日本：这里有沉重的历史，曾经充满暴力、血腥和非正义。获奖词里，大江健三郎有这样一个表述：暧昧的进程，把日本引向了亚洲侵略者的绝境。
1969年东京大学学生运动时期，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因过度操劳致病入院，住院期间他曾写道：“最近……可以说与蔓延全国大学的学生运动相关，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舆论已经达至顶峰。在评论界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从正面拥护战后民主主义的言论，几乎销声匿迹了……只有大江健三郎和其他小部分人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大江健三郎一生都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主张世界和平。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莫言曾评价，“他有一颗像鲁迅那样疾恶如仇的灵魂”，作品中“饱含着他对人类的爱和对未来的忧虑与企盼”。大江健三郎曾多次访华，对中国文学亦有着深厚情感，他少时受母亲影响开始阅读鲁迅的小说，很小便熟知“孔乙己”和“咸亨酒店”，有次和中国作家交流，他透露，自己的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茴香豆的“茴”字自己的父亲就会三种写法。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