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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13日，在纳粹总部，法西斯头目博宁中校向席恩迪克交待任务，圣路易号即将离开汉堡驶往哈瓦那。船上的旅客都是犹太人，这不过是个假施仁政的烟雾，他的任务是和驻哈瓦那的高级间谍霍夫曼联系，取回美国迈阿密转移到古巴的重要情报。

席恩迪克名义上是圣路易号的一名管事，实际上是这条船的纳粹党代表，坎纳里海军上将特别警告他，尽管施罗德船长曾拒绝加入纳粹党，他不得和他发生冲突。

圣路易号是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的客船，它将载送九百三十七名犹太乘客从汉堡驰往哈瓦那。

码头上人群熙攘，犹太旅客在办理登船手续和接受检查。法西斯军官对待这批被迫离开德国的犹太旅客非常粗暴。

罗森太太和女儿安娜战战兢兢地接受法西斯军官的检查和盘问。

在一辆黑色轿车里。犹太女人莱妮送她的两个女儿去码头。莱妮宽慰女儿说，爸爸在哈瓦那天天盼着她们去。孩子问：“你怎么不去，妈妈？”莱妮搪塞道：“暂时去不了。”其实她在汉堡已有情夫，不可能去。可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她又不得不送她们走。

莱妮与女儿难舍难分，她泣不成声地说：“要记住，我永远爱你们，不要忘了我。”

刚从集中营放出来的波兹纳和马纳斯以前都是教员，现在他们正在匆忙赶往码头，打算搭乘圣路易号去古巴。

他们在隧道里遇到一队纳粹党徒。波兹纳无缘无故惨遭毒打，马纳斯仓惶逃跑。

被法西斯党徒打得鼻青脸肿的波兹纳，胆颤心惊地来到圣路易号，意外地和马纳斯相会。他们在船上受到法西斯分子席恩迪克等一伙人的仇视。

豪泽尔夫妇想去哈瓦那与女儿团聚。

克赖斯勒教授和夫人丹尼斯是这条船上身份最高的旅客。克赖斯勒曾经在柏林大学任教，又是医院院长。但在两年前德国排犹时免去职务。他对目前这种由人摆布的命运很不满意。

圣路易号准时起航。犹太旅客都庆幸自己离开德国，逃出虎口。但他们对祖国仍然怀有一种特殊的惜别之情。

罗森先生是个律师，最近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对德国法西斯深恶痛绝。当船驶离码头时，他愤怒地咒骂道：“刽子手，杀人犯！”

魏勒教授年老体衰，加上法西斯的迫害，使得他长期卧病床榻。但在夫人丽贝卡的体贴关怀下，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着。

丽贝卡劝慰丈夫说：“恶梦快过去了，亲爱的，至少哈瓦那的气候会对你更好一些。你看我们在哈瓦那住的惯吗？”魏勒教授感慨地说：“我看住得惯的。一个人出去散散心，不管去哪儿总是好的。”

在头等舱餐厅里，克赖斯勒夫妇正在翩翩起舞，暂时抛开忧虑的心情。

可是罗森先生并没有忘记过去，多年来法西斯的迫害使得他精神上受到压抑，心怀疑虑。他甚至怀疑船上的每一位船员都是法西斯分子。

圣路易号的事务长缪勒邀请安娜跳舞，罗森看到女儿欣然同意，感到费解和不满。可是罗森太太劝他不必过于认真，说：“多好的夜晚，你也散散心吧。”

船长的管事冈特出神地看安娜跳舞，对她一见钟情，不小心碰翻了手中的托盘。

安娜深情地看了冈特一眼，在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餐桌上，克赖斯勒教授谈到他在国内不光为犹太人看病，也为党卫军看病。他还说：“我是医生，不是政治家。，作为医生我有义务给任何一个要求我治病的人看病。”他认为生活从来不是绝对的。

听了克赖斯勒教授的一番话，罗森大为反感。他感到这和他的看法水火不能相容，终于按捺不住，愤然离去。

莉莉直率地说：“我们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复杂，找你看病的就是我丈夫的敌人。”可是丹尼斯仍然顾全礼貌，客气地说：“要有什么困难，请告诉我们。”

1939年5月15日，在航行的圣路易号上。冈特有心接近安娜，给她们一家端去热饭。

施罗德船长发现席恩迪克一伙人在旅客休息室里唱歌，前去制止他们说：“公司明文规定船员禁止使用旅客的生活区，你们明知故犯。”他不允许他们破坏旅途的融合气氛。

席恩迪克强辩说他们请示过总经理霍瑟生，总经理同意他可以合理地使用交谊厅。并说没有一条法律禁止他们唱纳粹党歌。

施罗德船长愤然下令：“都滚出去。今后所有船员不得擅自进入旅客的生活区。”席恩迪克记起了上级不准他和船长发生冲突的嘱咐，只好乖乖地离去。

在魏勒教授的船舱里，船医格劳纳给魏勒教授量了血压，嘱咐丽贝卡按时给丈夫服药，并说他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

魏勒教授明知病情严重，风趣地说：“能在稳定的情况下死去不易啦。”他还说在国内身受迫害，东藏西躲，可现在用不着再躲了。

与此同时，船上的交谊厅里正在放映电影。犹太旅客们因为多年来不许进电影院，都为今天能看到一部爱情喜剧片而感到欣喜。

突然中途改映希特勒演说的新闻片，观众们都感到愕然。

克赖斯勒夫妇感到受人愚弄，十分气愤，他们拂袖而去。旅客们也都不欢而散。

原来这是席恩迪克一手导演的诡计，他见人们气成这个样子，心中暗自得意。

克赖斯勒闯进船长的房舱里，就放映希特勒新闻片一事，向施罗德船长提出抗议。

克赖斯勒说：“我认为你对船上的活动安排得很不好，要不你也参与了这种愚弄旅客的行经。”

施罗德船长对交谊厅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向克赖斯勒表示歉意，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克赖斯勒教授这才满意地离去了。

施罗德船长来到驾驶室，大副向他宣读总经理来电：“你们务必全速前进，另有两艘难民船驶往哈瓦那。一切很正常，但哈瓦那局势不稳。”

船长感到疑虑，既然一切正常，何必全速前进？他感觉到这次航行被人利用了。因此，他命令立刻发电报给汉堡，希望总经理能回电详述哈瓦那局势。

圣路易号收到汉堡回电，电文是：“务必全速前进。哈瓦那局势十分危急。反犹风潮正席卷古巴。”

1939年5月18日，星期四。围绕圣路易号的一场肮脏交易将要在哈瓦那的这家饭店里进行。

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的经理克拉辛陪伴霍夫曼来到这里，会见古巴移民局局长贝尼特兹。煽起反犹风潮的霍夫曼设法要求古巴当局准许圣路易号靠岸，为的是和席恩迪克联系，把从美国转移来的重要材料送回德国。

见到贝尼特兹，克拉辛说，根据古巴总统布鲁的法令，圣路易号不能靠岸，他希望古巴当局能撤销这个法令。贝尼特兹避而不答。霍夫曼不耐烦了，他直戳了当地说：“办这事需要多少钱？”

贝尼特兹瞥了他一眼，故作为难地说：“这件事是你们先造舆论，说这些难民有多坏，现在又对我们不欢迎难民表示不满。”

克拉辛要挟他说：“我们轮船公司跟你的来往一向没有亏待你，要这样我们今后就很难合作了。”

贝尼特兹狡诈地说：“同意难民上岸是五月二日，颁布法令是五月五日，所以毫无影响。总统只不过作了个小小姿态，并不会有损大局。这就是古巴人的心理。”

再说施罗德船长自从克赖斯勒找了他后，这天便把席恩迪克叫来，当面指责他在船上进行政治宣传的错误行径。席恩迪克却说他作为纳粹党的代表，是想勤勤恳恳为党多做工作。

船长义正词严地对席恩迪克说旅客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并说他诬告船上的高级船员，煽动船员不执行命令。假如再不改正，就要把他在下一个港口赶上岸。席恩迪克不敢和船长冲突，只得承认错误。

于是文娱室变成了犹太旅客做礼拜的地方，希特勒的像片也被摘了下来。

罗森先生的心情一直很沉闷，他的太太劝他跟大家一起去做礼拜。罗森仍以为做礼拜也和上次看电影一样，是纳粹的阴谋，他甚至怀疑船长也参与了这种阴谋。

罗森先生感觉到有人在耍弄他们，不会让他们在古巴上岸。罗森太太听得不耐烦了，说：“我们担惊受怕了这么多年，现在离开德国，就是为了摆脱这个。不能什么都靠我一个人，你得帮助我。”

罗森听了，神经质地哭了起来。安娜进屋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安。罗森太太对女儿说：“你去找个年轻人做朋友吧。他看见你快活，就会好起来的。”

安娜来到了甲板上，冈特看见她的心情忧郁，便主动地走到它的身边，关心地问起她父亲的病情。

安娜得到了温暖，她告诉冈特最近两年她父亲一直遭到秘密警察追捕，那日子没法形容。他们约定明天再在甲板上见面。

古巴哈瓦那米拉码赌场。施特劳斯大夫为在圣路易号上两个女儿上岸问题向巨商埃斯特兹求援。

施特劳斯说他的两个女儿都有上岸许可证，是移民局局长贝尼特兹签发的。埃斯特兹说贝尼特兹是个刁贼，他假借法律之名发了横财，而且把外快一个人独吞了。

接着，埃斯特兹又安慰他说签证还是有效的。他答应尽力帮忙，圣路易号一定会靠岸，因为他有三百吨砂糖要给它运出去。

在船上水手的餐室里，席恩迪克想让船员贝格从冈特那儿探听船长和船上活动的情况。贝格拒绝了这个要求，他不愿意充当特务。

席恩迪克威胁贝格不要向犹太人那儿靠了，说冈特是个亲犹派，并特意提醒贝格别忘了“种族法”。贝格怒斥道：“该往哪儿靠，这我知道。见你跟你的党的鬼！你们嘴里说得漂亮，其实尽做些缺德的事。”

结果，贝格遭到席恩迪克及其同伙的一顿毒打，然后又被扔进大海。席恩迪克却造谣说，他亲眼看见贝格是跳海自杀。

欧洲犹太人事务所长莫里斯·特鲁珀和戈德史密斯为了圣路易号犹太乘客的登岸问题和克拉辛办交涉。特鲁珀指责轮船公司发给圣路易号旅客的上岸许可证是张不管用的废纸。

克拉辛承认许可证是不太管用。不过他说旅客们拿着它上岸是绰绰有余的，他还说他已经得到了移民局局长的亲口保证。

特鲁珀看出纳粹德国突然让一千名犹太人出国是有阴谋的。船一开出，纳粹为什么在欧洲、在南北美洲大造反犹舆论？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鬼，想要追个水落石出。

克拉辛说：“你们这些人太多心了。我只是个公司经理，这方面恐怕我无能为力。”说完就悻悻而去。

在古巴总统府，布鲁总统告诉外交部长雷莫斯，他同意圣路易号停泊，供给给养，但不许旅客上岸。

雷莫斯听说巴蒂斯塔将军同意这些旅客上岸，他专家跟总统对着干。他还劝总统慎重考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

布鲁总统对于巴蒂斯塔和罗斯福操纵古巴政治不满意。但他认为巴蒂斯塔害怕失去民众的拥护，罗斯福因为到了选举和国内失业现象严重，也会慎重对待局势。他说他是按照古巴人民的最高利益行事的。

1939年5月25日，星期四晚上。圣路易号举行化妆舞会。

丹尼斯觉得舞会上演奏的美国音乐甚合心意；她不喜欢悲哀的曲调。

舞会上，大副邀请安娜跳舞，但被罗森拒绝了。他说安娜已经答应和他跳舞。

罗森父女和旅客们在欢乐的乐声中跳舞。

一轮舞曲刚刚奏完，安娜趁机溜出了舞厅，来与冈特相会。这一对年轻人沉浸在柔情蜜意之中，可是在他们两颗欢乐的心里又为圣路易号即将到达哈瓦那添上了离别的忧愁。

舞会上，一名歌手正用法文演唱着一首怀念祖国的哀伤歌曲。

化妆舞会上的旅客都被这哀伤的歌声所感动，舞会的气氛立刻变得十分沉重。

席恩迪克见了感到十分诧异，他没想到，犹太人竟然还会这样想念德国。大副不满地说：“他们也是德国人。”

丹尼斯感觉到舞会的气氛过于低沉，她要求乐队指挥奏一支兴奋点的音乐——古巴的康茄。这样，大家才又回到了原来欢乐的气氛之中。克赖斯勒夫妇就此离开了舞会。

克赖斯勒刚刚回到客舱，格劳纳大夫找来说魏勒教授刚才去世了，船长想让他去核实一下死因。克赖斯勒答应前去。

核实的结果同格劳纳大夫的诊断一样，魏勒是因严重的心肌梗死而去世。

丽贝卡坐在一旁，悲伤地说：“我丈夫是伤心死的。”她要求船长和大夫让她单独和自己的丈夫呆一会儿。

克赖斯勒心里明白，船长叫他来是有心想找他谈话，因为魏勒教授的死因很明确，无须重新核实。

果然，船长告诉克赖斯勒一小时前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经理发来一份电报，说古巴总统声称圣路易号触犯古巴法律，可能会引起麻烦。

施罗德船长想组织一个旅客委员会，共同商讨如何避免旅客发生恐慌的问题。克赖斯勒不愿意出面负责。不过他说：“需要我出力的时候，我愿意效劳。”

在古巴，犹太人事务所所长特鲁珀来找巨商埃斯特兹，求他帮忙解决圣路易号旅客的上岸问题。埃斯特兹劝他不要着急，说：“现在圣路易号可以进港了，事情已是跨前了一步。在古巴办事就得按部就班慢慢来。

特鲁珀希望埃斯特兹能安排他见一见总统。埃斯特兹说见总统得提出个特殊的理由。特鲁珀大为恼火：“九百三十七个人不是理由吗？在这个岛国我能找到的只有香蕉、雪茄、妓女和政客。”

埃斯特兹解释说：“你心里明白，天底下最腐败的不光是古巴。你们文明人要比我们野蛮人复杂，可我们就这样简单。说穿了，是把你们当商品、当作筹码使用。”

埃斯特兹接着说：“总统在拒绝接受难民的时候不是说过，这会造成经济上无法承受的负担。这是他为你开的方便之门。你的事务所能否提供一笔保证金，数目大到足以负担这些人半年的生活费用？”

特鲁珀冷冷一笑，反诘道：“有了这笔孝敬就能使犹太旅客受到欢迎，不成为救济对象了？”

1939年5月27日，星期六，圣路易号接近了哈丹那港口。船上的犹太旅客非常兴奋，奔走相告哈瓦那就在眼前了。

豪泽尔夫妇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别人他们的女儿米拉一年以前已经来到古巴，现在是外文教员。其实他们的女儿早已沦为娼妓。

古巴领港来到了船上，对施罗德船长说圣路易号只能去码头加煤，然后开到港口外停泊，这是古巴当局的命令。

圣路易号靠了码头，汉堡——美洲轮船公司驻古巴的经理克拉辛上船来见施罗德船长。

法国间谍霍夫曼佯称他是克拉辛的助手想克拉辛蒙混上船，但被古巴警官阻拦。警官说：“只有拿到古巴当局放的通行证的人才能上船。”

霍夫曼企图贿赂警官，他掏出钱包说：“不能叫你白忙啊。”但仍被古巴警官推下了舱梯。

霍夫曼在码头上向凭栏远眺的冈特喊道：“我叫罗伯特·霍夫曼，是奥托·席恩迪克的朋友，你替我把他找来。”

冈特没有理睬霍夫曼，因为他极端鄙视席恩迪克这些纳粹分子。结果，古巴警察把霍夫曼赶出了码头。

冈特正在闲逛，席恩迪克见到他问：“轮船公司有人来过吗？”冈特说：“有个叫霍夫曼的来过，可我还没来得及叫你，他就被警察赶走了。”

席恩迪克很恼火，恫吓冈特说：“别以为你是船上的管事，没人敢碰。我早就注意你了。”

克拉辛见到施罗德船长，船长要他解释为什么旅客的上岸许可证无效了？克拉辛说事情尽管如此，但是签发证件的古巴移民局局长曾经亲口向他许诺旅客的上岸许可证仍然生效。

克拉辛接着说，他现在找不到那位移民局局长，他也很为难。船长见他说话吞吞吐吐，又想推卸责任，很不满意，说一定要让全船旅客上岸。

克拉辛油滑地说：“你把船开到了哈瓦那就算尽到了责任，这些犹太旅客跟你无关了。”船长一听怒不可遏，说：“我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犹太人，在他们下船以前，我要对他们负责任。你给我赶紧想办法让他们上岸！”

船长盛怒之下，竟把办公桌上他妻子和孩子合影的相片镜框也砸碎了。

此时旅客们站在船上，正伸长脖子向岸上张望，寻觅着自己的亲人。

艾丽斯终于从人群中发现了她朝思暮想的两个孩子，他们离开她已有半年了。她含着热泪喊道：“哦，天啊！我的宝贝！”

两个孩子也看到了妈妈，向她频频招手。

施特劳斯大夫在证券交易所门口找到巨商埃斯特兹，埃斯特兹告诉他情况越来越坏，即使有合法签证现在也不许上岸了。施特劳斯说：“你说过，跟有关方面说一声就能上岸的。”

埃斯特兹说这一次只有总统开口才行，现在总统正忙于做政治游戏，而且总统是处于不利地位。看来只有去托外交部长雷莫斯，不过他也是谁也不见。

埃斯特兹给了施特劳斯一张名片，介绍他去找一个小人物。这个人在政府里有许多熟人，可以通过她去找雷莫斯。不管前景如何，也只好孤注一掷了。

接着，埃斯特兹又无限感慨地说：“当一个做总统的为了政治而撇开经济不管，那么做生意的人也就只得考虑去国外投资了。”

再说席恩迪克没有接上关系，又来找冈特，逼她说出船长在旅客委员会开会时说了些什么，冈特说：“他说旅客不上岸，从今天起船员也不许上岸。”席恩迪克听了很气恼，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霍夫曼更无法接头了。

忽然，船身动了起来，罗森发觉圣路易号离开码头，他立即意识到他所担心的事已经成了现实：他们不能在哈瓦那上岸。

于是罗森的精神病再度发作，他手持尖刀冲上甲板，喊道：“救命！别想抓我！”并割断自己手腕上的血管，跳入海中，以自杀来表示抗议。

古巴警察局的巡逻艇搭救了他，他被送进哈瓦那的医院进行抢救。

施特劳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拿着埃斯特兹的名片到妓院里找妓女米拉帮忙。

施特劳斯向她表明来意：他在圣路易号上的两个女儿有合法签证，但不能上岸。移民局局长又避而不见。他恳求米拉设法安排他见到外交部长雷莫斯。

米拉想到自己的父母也在船上，因而对施特劳斯深表同情。她说她虽然跟外交部长不熟，但是她会尽力帮忙。

1939年5月30日。圣路易号停泊在哈瓦那港口，旅客上岸的问题仍在交涉之中。这一天，霍夫曼买到了一张通行证，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圣路易号。

霍夫曼抬出他高级谍报员的身份，要求施罗德船长允许船员上岸休息，而且第一批上岸人员中必须有席恩迪克。船长听了十分气愤，怒斥他无权过问船上之事。

霍夫曼威胁说：他们得到情报，美国有一种用声波测出潜艇位置的发明，这个重要情报一定要送回国内。如果船长不服从，一切后果将由他和他们的家庭负责。

船长问这些旅客怎么办，霍夫曼说：“我对你的旅客没有兴趣，本来就没打算让他们上岸，这些犹太人只是些‘人渣’。”

霍夫曼又恶狠狠地说：“我们要促使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人是麻烦。我们正在改善对付他们的办法，一旦解决了这个麻烦，任何人都不许加以反抗。”他不知，这些话都被门外的冈特听了去。

船长为了妻子儿女不致遭到法西斯迫害，只好屈从了。

席恩迪克一上岸，立刻去找霍夫曼联系，执行情报机关交给他的任务。

施特劳斯终于见到了外交部长，可是，使外交部长感到诧异的是：许多同僚和部长都受一位女士之托，来电话说情，要他接见施特劳斯。可那个神秘的女人又为了什么要这样做？他的一席话使得施特劳斯有苦难言，不禁黯然落泪。

施特劳斯大夫向他诉说自己的苦衷：他多年来一心想让孩子脱离法西斯的魔掌，为此卖了一切，买到上岸许可证。可是现在仍然不能上岸。

外交部长问他能不能养活自己的孩子，他回答说，犹太人事务所每星期给他七块美金。为了感谢古巴政府收留他这个可怜人，他给一家公立医院的儿科免费看病。

他还说除非他能拿出两千美金，移民局局长才肯让他的两个女儿上岸。外交部长听到贝尼特兹又在搞敲诈勒索，激起他的义愤。

外交部长带着施特劳斯和一名持枪的卫兵去找移民局局长贝尼特兹，要他立刻发两份准许上岸的签证。

移民局局长说任何人都不许下船，因为这条船是个金矿。言外之意，他们可以乘机大发横财。外交部长正告他现在正在调查他的案件，如果不发签证，就送他去监狱。移民局局长见情况不妙，只好乖乖地办理签证。

施特劳斯拿到签证，高高兴兴地把女儿接上小船。同船的犹太人都怀着羡慕的心情和他们道别。

由于特鲁珀求见古巴总统，总统迫于舆论的压力，便命令圣路易号驶离古巴。并说等船离开以后，只要犹太人事务所能够拿出五十万保证金，古巴政府可以和他们重新谈判。

特鲁珀并没有气馁，他对戈德史密斯说：“你留在这儿磨，我到别的国家想想办法。不过我们先去看看船上的同胞。”

特鲁珀来到船上，在旅客们“要求上岸”的呼声中走进了交谊厅。

特鲁珀说：“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有信心。我们的人不但在这儿，在纽约，在全世界，都在设法安顿你们。”

旅客们纷纷喊道：“我们有签证。”“我们有权利上岸。”“就在哈瓦那上岸。”“我们里面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不需要救济。”

特鲁珀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你们，为你们祈祷，我们是一家人，是骨肉同胞。历史上我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就因为我们从不丧失信心。”

根据古巴总统的命令，圣路易号将要驶离码头了。米拉买通了警察，深夜登船探望她离别一年的父母——豪泽尔夫妇。父女见面高兴地抱在一起。

米拉说她只能在船上呆三分钟。豪泽尔太太看到女儿浓妆艳抹，问她：“你穿得这么讲究，整过容，还戴上十字项链。这为什么？”

不大一会儿，警察来催米拉下船了，米拉拿出一千三百美元交给父亲。她说本来想给他们办签证，可价钱越来越贵，只好把钱留给他们，以备不时之需。

豪泽尔太太对米拉愈发怀疑了，她问：“你哪来这么多钱？别人上不了船，你上来了，这一身打扮又像是···”米拉哀求道：“妈妈，我们难得见面，别说了。”

豪泽尔先生看出女儿有难言之隐，呵斥道：“别问了，她是我们女儿，不管出了什么事，总有原因的。”米拉临别时，含着泪对妈妈说：“我爱你，我还是我，我没变。”

1939年6月6日，星期二，圣路易号到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

可是美国巡逻船发来信号，禁止圣路易号在美国任何港口停泊。于是圣路易号只好返回欧洲，但是船长没有交待明确的目的地。

船要到哪儿去，冈特心里自然清楚，他来告诉波兹纳，船是返回汉堡的，让他有所戒备。最后他问波兹纳：“犹太人在德国什么滋味？”波兹纳回答他：“那儿周围的环境老是在提醒你是犹太人。”

安娜作为一个犹太人感到前途渺茫。她害怕进集中营，到了那种地方，像她这样一个姑娘会有什么遭遇，这是不堪设想的。她哭着要冈特答应她不进集中营。

面对残酷的现实，这对年轻人感到无力挣脱悲惨的命运，决定饮毒殉情，结束自己的生命。

此时，船长有事叫唤冈特，可是没人答应。

当船长推开冈特的房门，却发现这对热恋的情人已经惨死在床上了。

特鲁珀为了救圣路易号上的同胞，又来到布鲁塞尔向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救援。国王的秘书劝他耐心等待，他焦躁地说他已经够耐心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天，正当丹尼斯路过船舱时，乘务员对丹尼斯说，罗森太太已经两天没有走出自己的房舱了。丹尼斯十分诧异，从他手中接过安娜的脏衣服，借机去看罗森太太。

丹尼斯走进罗森太太的房舱，看到她由于神经接连受到刺激，正在剪自己的头发，她想上去劝阻。可是罗森太太听不进去，说：“我这人应该受到天罚。我对不起我女儿。我真后悔，我要上帝还我女儿。”

丹尼斯设法使罗森太太清醒过来，并对她说：“安娜死了，可你丈夫还活着，他需要你。”罗森太太看到被自己剪下来的头发，不禁失声哭了起来。

丹尼斯在这场生死搏斗中感到很压抑。她责怪不敢活下去的冈特和安娜。她恨克赖斯勒变得胆怯和自卑。她要活！

克赖斯勒说：“你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再过两天一靠岸，等着我们的是秘密警察。”丹尼斯说：“别人都在想脱身的办法。我们不能再等了，你去找船长，请他想想办法。”

就在此时，波兹纳等人因害怕圣路易号返回汉堡，他们将重新落入纳粹的魔掌，便死里求生，迫不得已劫持了驾驶台，要求船长改变航向。施罗德船长虽说决不改变航向，但他又很同情他们。

克赖斯勒来找船长，看见波兹纳等人挟持船长、大副和舵手。他斥责他们是干蠢事，如果水手攻上驾驶台，他们就完了。

波兹纳痛恨地说：“明天就到英国沿海，过了英吉利海峡，就快到汉堡了。我们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人都限十四天内离开德国。要回去就得被处死。我们不回去。”船长向他们保证不使这样的事发生。马斯纳问：“你以什么保证？”

克赖斯勒说：“他以人的名义来保证。你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吗？他请求过古巴总统，请求过我们驻古巴的大使，准许我们在哈瓦那上岸。他冒了多大的风险！他有子女，有家庭。”

波兹纳问：“怎么能够保证他不把我们送回汉堡？”克赖斯勒发火了说：“他就是我们保证！你知道怎么开船吗？你要接手，我们就完了。”波兹纳等人无话可答，只好离开了驾驶台。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

船长走到克赖斯勒身旁，说他接到了一封两百名旅客写的联名信。他们起誓宁愿集体跳海自杀，也决不回到汉堡。

船长想到一个绝处逢生的好办法说：“明天就要到英国南部沿海，在英吉利海峡在口子上有一片暗礁。我准备把船撞上去，放一把火，然后让旅客撤上岸。但是要做得象一次真正的遇难，不能露出破绽。”

克赖斯勒赞同地说：“干吧，就照你这样干吧！”

1939年6月15日，星期四，圣路易号在航行中。船长、船员都焦急不安，做触礁的准备工作。

船长来到报务舱，正要命令报务员发呼救信号，报务员忽然兴奋地说：“有人发来电报，船长。”

交谊厅里旅客们正在看电影，忽然，施罗德船长走上台前，激动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刚收到一封电报。”

船长宣读电文道：“全体旅客上岸的交涉胜利结束。比利时、荷兰、法国、英国政府都同意接受所有的旅客。”

“圣路易号可前往安特卫普。我们的愿望实现了。祝圣路易号成功。署名‘莫里斯·特鲁珀’。”船长宣读完带头鼓起掌来。

全船旅客热泪盈眶，掌声雷动。圣路易号在大西洋上漂流了一个月另两天，终于找到了出路。

但是，在圣路易号靠岸后两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艾朗·波兹纳在荷兰被秘密警察逮捕，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约瑟夫·马纳斯在法国被秘密警察逮捕，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幸存的艾里斯·芬查尔德于1946年和她的子女团聚。

莉莉·罗森在英国和她的丈夫卡尔重逢。

豪泽尔夫妇用女儿的钱受贿，在比利时被法国占领时幸存下来。

克赖斯勒教授夫妇被关在荷兰韦斯特勃克集中营，幸存下来。

奥托·席恩迪克，1945年在汉堡被英军击毙。

施罗德船长战后曾被诬告为战争罪犯，是圣路易号上幸存者的证词，使他受到昭雪。西德政府授予他一枚博爱勋章。

九百三十七名旅客中六百余名死于纳粹集中营。

圣路易号1944年在汉堡被盟军炸毁。本故事是真实事件，剧中人物的姓名、职业和经历，因出于保障幸存者及其家属之故，已予以改动。